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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律师的十四个常用辩护技巧

上传时间:2020-03-11          浏览次数:7
    第一、可能性与必然性之辩:
    实务中可能性与必然性在刑事辩护中可以比作一种公式,这也是源于控辩双方两种思维决定的,因为法律本身很难有标准答案,看一个的问题不同的角度往往有不同的答案。控方代表的是国家和受害人,这也注定了在理解法律时偏向有罪推定思维;而作为代表私权利的辩方往往则无罪思维。如果说“可能性”代表的是控方,那么一个案件要做有效辩护,除了提出与控方相反的答案,还要在此基础上更胜一筹,也就是说辩方的辩护不能低于或平行于控方的认识,这也意味着要得出“没有的必然性”的结果必须对案件分析更透,更客观。比如非法集资案中,控方往往会以某种模式不能长久来推定主观故意问题,辩方则可以从认同控方所述可能性的基础上,找到得不必然性的理由;也可以一开始就提出与控方相反看法。不管是那种方法,要让人信服,必须要依据,单纯一句有利于被告原则往往变成不利于被告原则。
    第二、谦抑性原则: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设定为犯罪行为。犯罪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实务中,由于我国并未完全认可这一原则,我们不能简单以有罪或无罪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要结合社会大环境,大背景,有点甚至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扫黑除恶运动,当地处在矿区或石化区等,因为以往早已大量相应案例。实践中也并非某种行为没有期待的可能性就能得法律的补偿和优待。这是因为有些活法律们往往从罪刑法定入手,机械的适用法律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辩护人要从公平公正入手,给适用法律的人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相关法律,用罪刑法定兼容谦抑性原则,从而达到罪刑相适应或无罪效果。
    第三、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辩:
    真相是法律所追求的,但法律要还原真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务中,之所以绝大部分案件都有辩点,因为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或彼罪,这就会涉及到一个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问题。一般来说越接近客观事实也就越接近法律事实,因此控方往往在法律事实不充分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通过更多客观事实来代替法律事实。辩方则抓住法律事实低于客观事实这一特性,无论从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或者案件事实本身都能找到相应的辩点。比如在公司犯罪中控方指控某人为高管,如果这人事实上有证据证明从事了高管相匹配的工作,那么辩护人则可以从工资待遇,委任书等展开法律事实之辩,从而得出不符合法律事实之说。
    第四、跳出案件看案件,跳出法律看法律:
    世界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其实,我们在处理一些案件中也要跳出案件来看案件,跳出法律看来法律原因。所谓的跳出案件看案件,也就是说拿到一个案件首先要弄清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等。同样跳出法律看法律,也是指理解法律不能简单的从文字中找答案,所谓的三分法律内七分法律外,这里三分法律内也可以理解为文字性法律的局限性,所以唯有结合文字性已外的七分才能构建一部完整的法律。比如我们现在的扫黑除恶运动,当下非常热门的非法集资案等,有些案件存在拔高的可能本身就不可避免,这种“拔高”的存在也正是刑法解释不通或相矛盾的点。辩护人往往也可以通过这些矛盾点再结合大环境大背景找到正确的辩护思路。在这点上,如果没有跳出案件看案件,没有跳出法律看法律,是很难把握是无罪有利于当事人还是罪轻辩护有利于当事人。
    第五、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
    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是对案件认定的两种思维模式,不同思维模式往往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甚至相差甚远。比如张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应聘司机并多次把辆出售,如果主观判断先入为主则构成诈骗罪,如果客观判断刚构成职务侵占罪。一般来说客观判断优先更接近于法律所表达的,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原理是,客观的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它的意思是,客观行为不依赖主观故意而存在。但是主观故意却是依附于客观行为而存在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法律意义的本身是为了秩序,秩序是由人所组成的。而一个案件影响力是靠客观外在表现出来的,案外之人更关心案件影响而非个人主观意志。又比如一个人主观上想杀人而危及公共安全。对于辩方来说,灵活利用好两种不同的评价方式从有利于当事人角度都能找到相适的辩点。
    第六、主观认定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近年来新型犯罪及公司类犯罪也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有的犯罪通过传统的认定方法已经很难适应,有的定不了罪,有的扩大了打击面,就目前来说对犯罪嫌疑人主观认定明显处于混乱和弱化现象,尤其是有些学者对一些案件鼓吹客观通说,甚至司法考试的授课老师也在传播这个理论,严重影响了司法人员办案思维,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关系到案件是否精确适用,体现公不公正,是否能让人信服,是否经得起考验的问题。所以,主观认定更能检验司法的办案水平。比如交通肇事案中的二次輾压问题,同样一个行为可能会推断四个罪名一般来说认定一个人主观心态首先要从证据开始,只有证据难以认定或无法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时,对于控方来说往往才会采用罗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这样一来也意味着给予了控辩双方更大的发挥空间,相比控方而言,辩方只要让控方的观点达到合理怀疑即可。实务中,主观辩护更多是此罪与彼罪的辩护,但也不能忽视无罪辩护,尤其是主观比例说与量刑之辩,更应得到普及。
    第七、法定犯认定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风险社会的到来,国家安全管理方略不断调整;犯罪形态在数量变化上由传统的自然犯占绝对优势演变为法定犯占绝对比重这样的局面。法定犯相对自然犯而言在认定犯罪上具有天然一道屏障,这个屏障来自于刑法以外的相关准据法。比如非法经营罪有的可能就涉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相关条例,也就是说刑罚的适用离开了相关的准据法好比空中的楼阁,是无法准确适用刑法定罪量刑的,法定犯的这些特征正是辩方有力的辩点。刑法作为所有部门法的保障法,其违法性在宪法层面之下,在行政法、民商事法层面之上,这种具有类似金字塔“阶层构造而存在的法规范形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被称为‘法秩序’辩方坚守法秩序统一原理,根据行政管理法规确定行政违法性并进而作为刑事违法性判断的依据,有利于实现合理出罪,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制。
    第八、诉讼罗辑问题:
    实务中,有些案件想要做到有效辩护,假如沿袭控方设定的诉讼体系,很难达到有效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唯有跳出或打乱公诉人设定的框架,才可能会出现柳暗花明。比如非法集资类犯罪中,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要掌握公司部门与本案犯罪的关联性,其次,才是嫌疑人在部门的作用,而实践中公诉人并未把握部门在本案作用性直接跳到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而辩护人常常跟着公诉人思路走,这样一来因为源头就错了,最终变得越错越远。常见有偷换概念,也就是说以利用相近或容易混淆的手段来以视正听。无限扩大,比如有害毒品的理解,国家柰止性规定的理解,以手段不合法,推断目的违法;起诉内客本身自相矛盾等等。针对控方可能存在的罗辑错误,辩方除了要打乱控方的控诉体系,还要提出更为准确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天平才可能向辩方倾斜。
    第九、间接证据认定问题:

    实务中间接证据主要多适用于主观认定及强奸毒品等一些隐蔽性较强犯罪中,这也意味着控方依据的往往是通逻辑法则和经验主义来认定案件事实,这样一来同时也可能会给辩方留下较大的辩护空间。虽然司法解释对间接证据的运用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并没有解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如何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等司法过程中的规则问题。一般来说要考虑以下几点:证据来源的独立性,可靠性,全面性及多样性,证据数量与质量,证据初始的可信等等综合起来最终排除合理怀疑。间接证据的以上特征也意味着辩方的空间也越大,如果说侦察机关是假设有罪思维,检察则是排除怀疑思维,那么辩护人做的要做的则是说服法官控方并没有排除合理怀疑。

    第十、真实辩护问题:

    为什么说还原案件真实是最有效的辩护?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辩护人的价值和定位问题。一般来说制约和补充是辩护人制度得以发扬和生存的生命线,这里所说的补充往往指的是控方指控的与事实不符部分。实务中,辩护人要从一个原本有罪案件辩成无罪非常罕见的,但能利用得好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辩成罪轻又是非常常见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辩护人一般通过还原案件事实就能达到,但同时也要拿捏好案件事实可能与当事人利益冲突之处。针对当事人不利之处,有时做到不回避,不绕弯,不反驳,甚至还要去认可、肯定控方观点,这恰恰反而是构成有效辩护的前提,这也是为了更好反驳控方留下空间,有效所追求的永远都是排斥为了辩而辩。追求真实是法律所追求的,也是法庭想看到的,它本身己经超越控辩审三方主体地位问题。谁掌握还原案件真实的能力,谁掌握了还原法律的能力,谁就是法庭的主宰者。
    第十一、举例子在案件中的作用:
    实务中,由于有些法律条文及相关解释本身存的模糊性,当这些条文与真实的案例交织或结合时,难免会出现套用或机械司法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同样通过法律或条文去应对,一般来说很难取得有效的突破。我们讲法律来源于生活,如果我们通过生话中例子很多看似抴象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直观。就哪敲诈勒索罪中的”事出有因”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相近案例子把这个解决。比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就变成了夫妻打架,如果谈朋友的暴力则变成了犯罪。这种情况在实务中大量存在,通过一个例子可能就变得无罪或罪轻。又比如诈骗罪中“虚构事实”认定问题,:实务中刑事意义的虚构事实与民法中的欺诈行为有时是难以区分的,如果把例子举好,可能就会达到事半功倍。
    第十二、犯罪既遂点问题: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犯罪既遂形态主要有以下四种: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实务中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清晰认定既遂点,尤其在认定一些新型的法定犯问题上。比如甲和乙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甲是乙的秘书,甲让乙上银行提吸收回来的款项,在这个案件中既遂点应该是公众转入甲指定账户中开始,而乙则是事后行为,最多可能只算一只包庇行为,而不能当做共同犯罪。有些则需要几个点联接才能准确的把握既遂点,比如强奸罪中一般以插入为既遂,实务中对于是否插入往往又各执一词,如果签定意见也无法确定,那么也只能末遂。既遂点之所以应当引起辩方的重视,实践当中很多案件存在模糊状态,尤其是在共同犯罪中往往又与帮助等行为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而这也恰恰是辩护点。
    第十三、社会危害性认定问题:
    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没有社会危害性就不构成犯罪。那么如何认定刑法意义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在刑法分则找答案,还要结合刑法总则的社会危害性,还有生活中找答案,否则就及易造成机械司法,书生办案。实务中有些刑法意义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是根据生活经验才能把握的,这也是辩方的一个重要辩点。比如前几年涉嫌的贵州传销案,没有受害人,但经营模式有违刑法分则相关法条,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犯罪行为显然有机械司法之嫌。什么是刑法意义的社会危害性?首先要有受害人,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没有受害人就没社会危害性,当然这里人是指广义的人,也就是说法律所保护的对像。比如危害公共安全,或直接间接的侵犯了某种法益等,值得辩方重视的是这里所讲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有时并不明显,这也正重要的辩点。
    第十四、律师的不能有的心理:
    很多时候我们接手一个案件,当这个案件只有一个当事人时,我们便理所当然全力以赴。但在涉及人数众多的共同犯罪当中,或许因为我们所代理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可能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对主犯律师或其他同案律师有所期待和依赖。还有我们对待看似没有辩点案尤其是二审和再审案件时,往往还存走过场或自我安慰等心理,以上这些问题也都是辩护人心理的大忌。有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且全力去为之,不问结果,尊从内心,全力以赴,既是为他人托付,也是对自身自己对职业的尊重。因为决定成与败的往往不仅仅只是表面的结果,还有我们态度,我们的决心,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尊严。有时辩护人又好比战士,不能因敌强我寡不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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