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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上传时间:2020-01-04          浏览次数:11
    1、双方交易的内容是量刑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也就是说,控方拿出来交易的内容仅仅是量刑,它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前提下。这与美国的诉辩交易双方可以就罪名的轻重达成交易有很大的差异。
    2、这一制度隐含的前提条件
    目前最高法还没有最新的具体实施办法,但是我省已经有了试行的工作办法。加上过去刑事速裁程序中的文件,前后的内容还是比较一致,都规定了交易的隐含条件:
    其一是犯罪事实确定。
    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如果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存在终点,或者是新类型犯罪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都不得适用。
    其二是被告人认罪。
    “认罪”这个词有歧义,容易误导人们以为指的是“承认罪名”。但事实上,我国刑法中的“认罪”指的是“承认罪行”,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而即使被告人在罪名或量刑之类的法律适用上有异议,比如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或者认为自己是自首,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诈骗而不是盗窃,这些异议并不影响到他的“认罪”。
    而这也是这一制度与诉辩交易最根本的区别:承认事实,而不是承认指控的罪名。
    3、具体实施的几个原则
    这几个原则是从量刑规范化、刑事和解、刑事速裁等制度中就已经明确的,同样也是用在这个制度下:
    证据裁判——必须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基础。
    保障权利——要保障被告人在此过程中能获得律师帮助(目前的做法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派出律师值班,保证随时都有个律师能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保证被告人能够明确知道和了解自己在此程序中有何权利,如果认罪会面临什么后果,等等。
    自愿协商——保证被告人在此协商过程中是完全自愿
    有限协商——只能协商具体量刑,对于罪名、犯罪事实、证据等均不得协商
    4、设立背景及发展
    我国的刑事审判这十年来发展和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确保案件质量——加强证据审查
    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角色的重置
    对被告人权利(辩护权、人权)的实施和实现
    刑事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教育与挽救
    死刑的限制
    量刑制度
    等等。
    与被告人权利相关的主要是两方面,其一是辩护权和诉讼角色方面,改变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的不利地位,使之有足够的能力与控方对抗,同时把法院拉回中立的位置。
    其二,则是量刑制度的实现。刑事审判要尽可能地公开、公正,那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是很有必要的。而法官自由裁量权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量刑。但是在过去甚至现在,量刑仍然是刑事审判中被忽视得最厉害的内容。
    一个刑事案件如何得出最终的刑罚,是被告人或者吃瓜群众最关心的事情,然而在刑事诉讼中,量刑却是最神秘的东西。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量刑”的制度改革方面。
    刑事诉讼中,加强辩方的对抗能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进一步消耗。
    在理想状态下的刑事审判是这样的:被告人始终保持沉默,控方要承担证明他有罪的举证责任,而辩方则不断给控方和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挑刺,最终在完美无暇的证据下,法院经过细致的审判,最终驳回辩方的一切质疑,宣判被告人有罪。
    这一理想模式下,认定犯罪事实要再三审查,把“公正”的价值目标最大化,但它的背后却是极大的司法资源消耗,因此,刑事诉讼除了追求“公正”目标,还要兼顾“效率”目标。
    而实现效率目标,就要想办法把公正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尽可能省去其中能省略的步骤: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省略一部分审查程序,则以量刑上的优待作为奖励。
    因此刑事诉讼的改革是这两方面同步进行的:增强辩方的对抗能力,使之有资格和资本在量刑中“讨价还价”;同时让量刑更加透明,使辩方能够参与其中。
    在这个《认罪从宽制度的决定》之前,关于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做了大量铺垫工作:
    2009年6月,量刑规范化开始试点。
    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加强对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把 如实供述是法定从轻情节 写进刑法。
    2013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里面修订的重要内容就包括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排除非法证据以及辩护权的保障,以及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2013年,量刑规范化试点和改革基本完成。
    2014年1月1日,全国基层法院的刑事案件普遍适用量刑规范化。
    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检进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
    2016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在改革刑事诉讼程序,保证案件公正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的案件,办案人员不公正的可能性也是不一样的。如一起当场人赃并获的盗窃案,和一起多年后才侦破的杀人案,显然后者的办案人员承受各方面的压力会更大,为了破案、定罪而不择手段的可能性更高,后者的办案过程中可供人为操作的地方也更多。
    那么,约束两者的程序公正的强度,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把约束后者公正的程序强度同等地用在前者,那又是另外一种司法资源的浪费。
    刑事速裁程序的探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2014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在全国18个城市试点刑事速裁程序,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无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等可能判一年以下甚至单处罚金的案件,进一步简化程序。
    刑事速裁程序,是在默认这些案件几乎不可能出现办案人员不公正而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不再浪费司法资源用程序公正去约束办案人员,直接追求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
    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是因为这个“简化程序”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这个“简化程序”,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还要简单:省略法庭审理中对事实的调查、对证据的质证、对案件的辩论。基本上除了程序性的告知之外,整个法庭审理过程被简化到这样:
    审:宣布程序性事项。
    审:被告人你对案件事实、法律、罪名之类有没有意见?
    被: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就要停止速裁程序,看具体意见的内容用正常的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
    理)
    审:公诉人对案件处理有何意见?
    公:我觉得被告人构成XX罪,有ABC点量刑情节,建议在X-Y个月之间量刑。
    审: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被:没有。
    审:下面进行宣判,被告人构成XX罪,判处Z个月。休庭。
    这些年来,虽然量刑规范化有了一定效果,但在实际运用中,还是更多地依赖法官的裁量,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影响和预判程度都不高。因此,刑事速裁,或者说作为刑事速裁2.0版的认罪协商制度,就是加强控方在量刑建议上的主动性,法院如果没有特殊理由,都要接受控方的建议,使控方在协商过程中掌握足够的主动。如果法院不配合,认罪协商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了。试想这种情景:
    公诉人:你认罪我就建议法院判你6-8个月。
    被告人:我认罪。
    法院:我偏偏要判9个月。
    被告人:公诉人你骗我!
    办案单位都挂着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众口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以及刑讯逼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下“有罪口供”是破案甚至定罪重要依据的特殊产物。
    但随着科技发展和侦查手段的进步,破案、定罪对有罪口供的需要大幅度降低,于是“坦白从宽”在司法实践中,也慢慢从口号演变为一种真正的奖励。如果坦白了地没有得到从宽,那谁还愿意坦白呢?
    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8也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理念,它在67条增加第3款,把“坦白从宽”真正变成了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
    这之后,我们参加的很多讲座、讲话、会议精神等等,也都提出要拉大认罪和不认罪在刑罚处罚上的差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这也正是认罪协商制度在减轻司法资源支出之外的另外一层意义:参与建设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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